01

抗战时期：全民传唱与国际传播

抗战时期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因反映救亡呼声，受到民众热烈欢迎，并得到国共两党共同推崇，成为全民传唱的抗战歌曲。

在国民党方面，国民政府虽曾压制左翼文化，但在抗日需求下，积极推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传播。1938年，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（国共合作抗日的宣传机构）组织歌咏团体，每月赴农村作歌咏宣传；5月，在汉口举办“五四”歌咏大会，1500余人参与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是核心曲目。1939年，国民党国际宣传处请李抱忱编辑英文版《中国抗战歌曲集》，收录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并评价其“现在仍然是中国最流行的抗战歌曲”；此后，该曲更成为国民革命军200师军歌。

1938年2月，周恩来（前排左三）、

郭沫若（前排左四）、田汉（前排右一）

和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合影

李抱忱编《中国抗战歌曲集》前言的最后修改稿，

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

刘良模在绥远军中指挥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

在共产党方面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同样起到了抗日动员的重要作用。1938年4月，一万余人在武汉黄鹤楼举行美术歌咏火炬游行大会，田汉带领高呼口号，全场合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；同年5月，世界学联代表到访延安，万余人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齐喊“为了保卫祖国，我们战斗到底”；1940年10月，陕甘警备区纪庆百团大战大会暨纪念“九一八”大会上，军乐、礼炮与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共同奏响。

同时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通过海外华侨与国际友人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战歌。1940年，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刘良模赴美国，在唐人街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演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后与黑人歌手保罗·罗伯逊录制唱片《起来》，收录包括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内的中国抗战歌曲；1941年，宋庆龄还为该唱片撰写英文序言，称希望这些歌曲能够成为“联系自由人的纽带”。

刘良模

1940年，刘良模在美国组织工人歌咏会，

教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

1940年，刘良模（右一）与保罗·罗伯逊等人合影

1942年，保罗·罗伯逊的英文唱片，

其中包括《义勇军进行曲》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还引起了国外导演的注意，被多次用作电影插曲。荷兰导演尤里斯·伊文思1939年为中国拍摄抗战纪录片《四万万人民》，背景音乐之一就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1944年美国纪录片《我们为何而战：中国战场》，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片头曲与片尾曲；同年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《龙种》中，也以该曲烘托中国民众抗敌的场景，足见其国际影响力。

1945年，聂耳的母亲在昆明

领取美国影片《龙种》付给的酬金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海外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广泛传播，与其高度象征性的歌词密切相关。不同于《松花江上》《打回老家去》明确表达收复东北失地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未限定具体斗争对象，“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“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等词句，可适配所有反抗压迫的场景——这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后续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播埋下了伏笔。

02

抗战后至建国前：反抗精神的延续

抗战结束后，国共关系从合作转向对立，对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态度也日渐分殊。国民党方面，因词曲作者田汉、聂耳的左翼立场，且歌曲被用于反美、反政府活动，逐步从“推崇”转为“禁播”。1946年2月，重庆、上海学生在反苏游行中传唱该曲；1947年1月，北京学生在反美游行中借用其曲调填新词歌唱；1948年“反对美帝扶日”运动中，2000余学生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更有人改编歌词，将“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前进”改为“反对出卖人民，前进，争取自由和平，前进”。1948年12月，江西省教育厅收到教育部转发内政部“禁止广播不良歌曲”清单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位列其中，这首反映民众呼声的作品已不为当局所容。

共产党则持续重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将其作为反对国民党独裁、争取民主的武器。1948年吕骥编《群众歌曲选》，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列为首篇，排在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》《东方红》之前，强调其反帝反封建、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意义。正如1949年《新华社信箱》回复群众关于选择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国歌的疑问时所说，该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，已经具有历史意义。

03

建国后：确立为国家象征

1949年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因其历史影响力与精神凝聚力，在国歌评选中脱颖而出。6月，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决定第六小组负责拟制国歌方案，郭沫若、田汉等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，虽征集到694件歌词、歌谱，但多数“仅能作为普通革命歌曲”（马叙伦回忆）。

1949年，政协第六小组（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）

第一次小组会议记录，

田汉、沈雁冰、钱三强、欧阳予倩、郭沫若

担任国歌词谱初选委员

1949年7月9日，

周恩来批示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歌词谱启事

1949年9月17日，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委会常委会合影

9月25日，在国歌协商会座谈会上，马叙伦提议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暂代国歌，李立三建议修改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，张奚若、梁思成反对，认为该曲是历史的产物，应“保持她的完整性”；周恩来表态“就用旧的歌词，这样才能鼓动情感”，毛泽东提出“改还是要改，但旧的还是要”，最终与会者一致同意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国歌。

1949年9月25日，

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发言（一）

1949年9月25日，

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发言（二）

9月27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：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，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国歌。”10月1日开国大典上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首次在天安门广场奏响。

1949年9月27日，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四项决议案

1949年9月29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国歌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及《国旗制法说明》

1949年，开国大典上播放了国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

“文革”期间，田汉遭受迫害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一度只能奏曲不能唱词，但这并未磨灭歌曲的精神力量。1978年3月，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修改歌词，改为“集体填词”，但新歌词因“思想性、艺术性粗糙，群众反映冷漠”，引发争议。

1978年修改后的国歌歌词

1979年田汉平反后，文艺界代表提案恢复原歌词。1982年12月4日，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，恢复田汉作词、聂耳作曲的版本，撤销1978年决定，夏衍评价此举“深得人心，意义重大”，路透社称其是拨乱反正的象征。

2004年3月14日，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，正式规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”，赋予其宪法地位；2017年9月1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》表决通过，明确奏唱场合、礼仪与宣传教育要求，进一步维护国歌尊严。

2014年，《关于规范国歌奏唱礼仪的实施意见》颁布

2017年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

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》

04

铭记历史，传承国歌精神

从田汉的艺术探索，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诞生与传播，再到其成为国家象征的历程，不仅是一段文艺史，更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。田汉以“先锋者”的姿态，始终将艺术与时代、民众相连，从南国艺术运动到左翼戏剧运动，从“为民众的戏剧”到“自觉时代使命”，他的实践证明，真正的艺术，既能穿透历史迷雾，也能凝聚人心。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从电影插曲到国歌，从抗战战歌到世界反法西斯号角，承载的是“不愿做奴隶”的反抗精神，是“万众一心”的团结精神，是“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”的奋斗精神。如今，在升国旗、重大庆典等场合，这首旋律仍能唤起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与爱国情怀。

在新时代，回顾田汉的艺术人生与国歌的发展历程，不仅是为了铭记过去，更是为了传承精神——以艺术为桥梁，以团结为力量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勇前进。这，正是此次展览的意义，也是国歌留给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财富。

参考文献：

田汉基金会提供的图文资料

夏静：<在政党与国家之间——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接受史>，《史林》2019年第3期，页170-183。

【前情回顾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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